时政天空的博客

网民“张宏杰”4月3日晚间发布一张图片，画面中是一组(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政府机构的牌子，其中一块牌子写着“宁陵县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张宏杰”点评说，第一眼看到这张图片以为是PS的，但查到了，“我才相信，有的机构设置已超出想像……”网民“余胜海”点评认为，此事和山东曲阜市成立的“马上就办办公室”类似，令人啼笑皆非，反映出政府机构膨胀，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病。(4月5日《南方日报》)

这是一个“××办”漫天飞舞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办”令人眼花缭乱：馒头办、酒管办、空饷办、作建办、养犬办……一提到××办，公众就打心底里厌恶与抵触，就忍不住揶揄或调侃。　　面对××办的兴起与兴盛，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不是所有的××办都该被质疑，比如打拐办就完全有理由存在。那么，为何××办一经面世，总能引发人们的不安与不满？

首先，人们想到了机构臃肿，想到公帑靡费。每个××办都需要人来操作，都需要经费运行，到最后势必由纳税人买单。前不久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称，“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针对公众质疑的禁酒办，河南商丘市委宣传部回应称，“宁陵县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办公室是一个临时机构，工作人员是由宁陵县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工作人员兼任，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是件好事，但其他××办是否也是如此呢？

其次，人们想到了政令不通，想到官僚习气。应该说，设立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的初衷没有问题，公务员确实不应该中午饮酒，问题是为何禁令下发了，还要设置配套机构才行，如果不设置配套机构是不是就难以推行？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到某地设立“马上就办办公室”，设立“马上就办办公室”是为了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同样有着良好的出发点。

但反过来追问，如果相关职能部门在平时能够做到恪尽职守，不推诿、不拖拉、不遮蔽，该办必办、一办到位，何需“马上办”？换言之，“马上办”的背后是因为有些部门推迟办，甚至是“不给办”。

最后，人们还能想到公款吃喝之风颇盛。为了遏制公务员午间饮酒，宁陵县不得不专门设立禁酒办，既能让人想到当地乃至商丘市严格遏制公款吃喝的决心，也能让人想象当地官员吃喝到了非遏制不可的地步。

小小的禁酒办，“一不小心”聚焦了公众的多重忧虑。禁酒办，真能禁掉公务员午间饮酒吗，真能消除公众的焦虑与想象吗？对诸如禁酒办之类的××办，我们也许不必将其污名化，但“××办”们确实需要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正名，即如何真正发挥效力，赢取公众理解。其实，与其设置那么多“××办”，不如设置“问责办”，或者让现有制度发力，当现有制度真正发力了，何须那么多××办。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昨天，2012信阳毛尖春茶开采启动仪式在信阳市浉河区举行。有茶叶企业宣称要将一款信阳毛尖打造成面向公务消费市场的新的“茶奢侈品”，售价每斤13万元。此前，西湖龙井因每斤售价18万元受争议。

一斤奢侈茶卖13万

据了解，在政府主导的春茶上市推介前，五云集团、文新茶叶、蓝天茶叶等河南本土茶叶企业，已抢先在郑州举办茶文化活动宣传刚刚上市的春茶。这些推介会的亮点是天价精品茶叶。五云信阳毛尖副总经理黄一行说，他们推出的“大器”系列就是要打造“茶奢侈品”。“我们卖十几万，就只有100份。非常少，产地的独特性，大师炒制，特殊的气候，特殊茶的条形、品质，都是精挑细选的好茶，泡出的汤色口感不一样。它的量是很有限的。”

这款取名“大器”的新茶，每100克售价2.68万元，折合每斤13.4万元。该产品外包装的罐身是景泰蓝，玉石盖子、檀木底座。除了大器，文新茶叶推出的一款顶级信阳毛尖，100克标价1.98万元，折合一斤近10万元。

基本不在市场流通

这样奢侈的茶叶，是炒作还是物有所值，一位长期从事茶叶销售的业内人士透露，天价茶叶更多的是噱头，是为了满足购买者的虚荣心。“天价茶叶基本不在市场上流通，不像别的茶叶按市场价格走，受供求关系影响，这里必然有炒作的成分。人家就越贵越买，很多东西都脱离本身的价值。”

有媒体报道称，销售商表示大器系列在河南公务消费市场中很受欢迎，“茶奢侈品”更多被定位在礼尚往来及公务政务消费。对此，企业认为，推出天价茶叶只是提升品牌档次的营销手段。黄一行说，公司根据目前的市场需求，推出大器系列高端茶叶已有两年，每年产量不超过10斤。“我们在做营销上，把农产品像奢侈品、礼品、高档礼品转化，营销理念上没有任何问题，消费人群（不管）你是政务消费，还是社会消费、商业消费，我们名牌衬衫谁来消费，一个衬衫卖三千五千谁来消费？”

继天价茅台、特供香烟后，天价茶叶的出现惹来许多非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0年河南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03万元，一斤“大器”茶叶的价格，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年收入的4.4倍。

对此，郑州市民周女士认为，“问题不是企业推出天价茶，而是消费这些茶的钱是什么钱，是不是公款，是不是花了老百姓的钱”。

陈丹丹

进入大学后，你看见的是各种各样或精彩或上进的大学生活，但你不知道的是，这种极度需要自制力的生活可能会使你迷失自己，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进入大学后，你听见的是周围人一直在祈祷不挂科为大，但你不知道说的是，当你毕业求职的时候用人单位第一个要看的还是你在大学期间的成绩；进入大学后你感到很少还有人像中学时期那样努力学习，于是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松懈自己，但你不知道的是，如果坚持下去，多年后你会很庆幸自己现在的努力与奋斗。

在当今这个权威旁落，英雄失宠，小丑登台，灵魂缺席的时代里，大学的使命恰在于使我们不会在歧路上找不到方向时惶然张望，不会在面对激烈变故时无所适从。诚然的面对过去和现在，充满良知与责任，沿着自己的人生，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从二十二岁直到未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选择了经院，选择了时政社。因此，在时政社的日子注定要成为我们大学时期一段难忘的回忆。

时政社作为一个学术性的社团，很乐意在你这至关重要的大学生活中扮演一个教师的角色，她教给你必要的知识并给你提供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作为一个以训练大家时政能力的社团，时政社的社团性质决定了这里的学习氛围可能不是很活泼，这里的活动也不会多种多样，但在这里的学习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以后的生活，我想，如果你认真的对待了每一次时评的练习，留心观看了各种时政新闻，不管你以后会不会从事公务员这个工作，你一定会从中受益匪浅，而我们这次办简报的目的也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战士和交流的平台，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毕业时一个残忍的季节，成熟的和不成熟的都要一起收割，或许现在你还觉得毕业遥遥无期，但我希望，真正到了毕业的那天，你不会因为虚度了时光而追悔莫及，我更希望，当你毕业多年后回想起你的大学生活时，怀念的不仅是你的班级，你的寝室，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待过的时政社。

（作者：李承鹏）

九岁的沈阳小屁孩夏健强，后来就不爱说话了。也不跟认识的小盆友玩。走在沈阳熙熙攘攘的大街，倘若看到有一家三口走来，他会低下头。倘若有记者给他拍照，他会转过脸去，说不想让小盆友知道他有个杀人犯的爸爸。

他现在一定对爸爸有些失望。长大后，他却要对这个国家失望。因那时他已知道真相。他该知道，5月16日那天，他家讨生活的炉子被缴，他爸被人推打，他妈跪地求饶。他还知道，那群人把他爸拽上车带到城管屋里继续打，用拳头打，用铁杯打，踢下身。然后他爸挥起水果刀……他已轻易可以得出结论，他爸只是自卫，不是杀人。而自卫，是这个国家从有皇帝以来就允许的。我会告诉他，汉朝的皇帝就跟人民约定了的：伤人及盗，其时杀之，无罪。唐朝的皇帝也跟人民也说好了的：窃及无故入户，笞四十，家主登时杀者，勿论。

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些。皇帝没有了，我们却分不清杀人和自卫。晴天朗朗，让人多哀伤。

九岁的夏健强在哀伤中长到了十岁。这个沈阳烧非法烤摊主的儿子，每天只闷头画画儿。我看过他的一些画儿，很有才华，可已从当初充满阳光的《感恩的心》到后来有些武力的《大闹天宫》，画面也开始暗淡。对不起，我肯定多疑了，可法官大人，想必你也有孩子，想必你们都希望孩子们尽量多地画出这个国家的美好，而不是残暴。十岁的夏健强一定知道他爸为什么上街摆摊，一定知道他爸正是希望他画得更好，才要多挣钱，才非法卖烧烤，才铤而挥刀。那可是两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城管，只有一米六五的夏俊峰挥刀而去，越决绝，越伤悲……所以法官大人，你不作为法官，我不作为写字者，我们同时作为一个父亲来担心，每当那孩子拿起画笔时，会不会想起那把刀。

就是父亲的社会问题，水果刀却成杀人刀。我看过死刑犯夏俊峰的简历，技校毕业第二年才找到工作，工作四年就下岗，下岗八年才发现卖烤串这样一个不错的生计，全家为月收入终于超过三千兴奋不已……多易满足的东北工人家庭，你我每逢堂会喝顿大酒，不止于此。可大街之上，却把他们弄到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我们都是看过城管追杀小贩的场景，城管大哥统统幻觉自己已天兵附体，自南天门而下，那通掩杀，那股神武，那种先天而来的政治正确性，让他们忘了人性。忘了自己也是父亲，或总要成为父亲。

所以我忍不住，就把这个标题取为“杀人者，父亲”。即使你们认为我这很没有逻辑。 这一个违章摆摊的父亲，却是要努力养活自己儿子的父亲。这一个杀了人的父亲，却是为保住最后尊严才杀人的父亲。这个前技校生，后工厂车工，再后的烤串摆流贩，一切就是为了当好一个父亲。他只是让儿子去画漂亮的画，并没有戴五道杠，看新闻联播阅人民日报。他会在除夕夜带着儿子放鞭炮，并没有摆出领袖架势去拍照。他也没想过让孩子当官，所做一切不过想让孩子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辗转最后，竟至杀人。试想，一个小贩格杀当世两大城管之际，内心该多激愤，可有专家为他辩护激情杀人？所以，羞愧的到底该是这名父亲，还是未能让他有条件成为一个好父亲的这条街、这座城、这国家。 我不把夏俊峰当成一个违章的小贩，我管他叫，一个光荣的父亲。这里对父亲是有歧义的，违法转移资产数亿，被称为父亲；少交规费五六百，就叫不法小贩。

其实法官大人，我们这些父亲，只是比更多数的那些父亲多读了些书，多学了一些蝇营狗苟，把上流和精英演得更像而已。我们发声勇猛，做事鸡贼，没一个敢像夏俊峰那样为保护家产和孩子挥刀杀人。可是得记住，这里有父亲手执燃烧瓶保卫孩子的婚房，有父亲为没医疗费的孩子去偷盗。我早年有一个邻居，姓兰，厂子里查夜时被小偷砍断手腕，医生告诉他这辈子都残了，他痛苦之余，忽然高兴起来，说，啊，反正再过几年就得退休，这样工伤一下子就可一次赔我五万，儿子可做个小生意，退休后还是全工资，因祸得福啊……更多的年青的男人都不敢去当父亲，因他们是开发商的孙子，职场的全职龟儿子，他们慢慢地爬啊爬，运气好的假以时日可坐在客厅里用水果刀削苹果，混得差的只得用水果刀削城管的身体。 我们大部份人的父亲，其实都曾那么不堪。出品了这么多不堪父亲的地方，有多少二百五条款。比如大家一直都不明白为何有那么多的“管”，城管、交管、宿管、网管，你为什么总想着要管，而不是服务。你从城管变态到管城，你把人民当敌人，人民果真就会变成敌人。我还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长官在管理城市时有种塑料式的审美情趣，他们喜欢整洁而肃杀的城市，而不是人性而温暖的街区，他们常常去巴黎旅游，却忘记香榭里舍处处摆着露天餐馆和咖啡吧。他们的子女都在美国，却不知纽约自由女神下面就有一排卖热狗的餐车。我们都喜欢美丽，如果这美丽是牺牲普通人的生活，这美丽多邪恶。

写到这里，另一个父亲，辽阳市宏伟区的周晓明被城管围殴致死，倒在儿子怀里，尿了一裤子。此时城管还当着他儿子问，你还服不服？这样让父亲到死都没有尊严的故事到处都是，这样的城管到底是一种什么管。律师夏霖说这是地方团练，很神准。在他们看来，人民总容易冲动的，出动警察不是太方便，出动军人更没人拳，所以城管，就战无不胜地诞生。说到这里有一个故事。我认识华西都市报一个体育记者，他有一个铁哥们，姓余，我见过该名散打队员，身高一米八三，手掌有常人两个那么厚，常跟随大哥左右。一夜跟队友们在成都烧烤一条街吃着，来了城管踹摊。这些散打队员傲然说等会踹，正吃呢……一黑瘦城管径直从面包车下来，一把又长又细的刀捅透其中一散打队员的胸。其余的瞬间也被击溃。 散打队员们曾想诉诸法律，可遍查纪录不见有城管出过勤，他们找到过我，我笑了：你们都干不过城管，还起什么诉。可见中国不是中东，中国城管不是突尼斯城管。

这么战无不胜的城管，却被夏俊峰秒杀，我心中有一丝诡异的快感。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冤案，至于小贩是否被非法拘禁，是否受到殴打，踩掉的鞋底，六个不准出庭的证人……将交由滕彪律师去完成。我注意到有人在说死去两城管申凯、张旭东也有父亲，也为人子。这说得很对，可正因如此，大家就得想想，什么样的制度才让父杀人子，子戗害人父。如果一种制度总是这样让人父人子杀来杀去，它就是一个很滥的制度，断子绝孙的制度。

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社会新闻：湖南有个青年不过卖些盐，被百般欺压，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拎了两把刀去杀了税务官员，抢了十几条枪。这个青年，叫贺龙。碰巧@胡适日记转发了更全的微博——大约同时代，一名男孩子因当地种粮大户打死了他的伙伴，提着大刀抢了粮仓，他叫彭德怀。今年，一名商贩因不满城管的殴打，杀死了两名城管，而被判死刑，他叫夏俊峰——如果你早生70年，弄不好也能当个元帅。 天下之事，油盐柴米。你让他们过不去，大家就都不好过得去。所以今天不跟法官谈法律，跟你谈父亲，跟所有的父亲谈谈在中国当父亲的艰辛，不要让父亲，成为杀人者夏俊峰，崔英杰，还有刚出炉的武士刀客杨东明。我不知最高法院最后怎么在纸上进行判决，只想说，所有的判决都不是纸上判决，而是内心，当棰落下，那声音，其实是内心在跳。

须知大街之上，多少杀人者，父亲。

时间：2012年3月6日                     出处：京华时报

简介：

昨天上午，列席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的教育部部长袁仁贵表示，不论外来务工者是多是少，所有地区都必须要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地方政策。

评论：

随着中国经济形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外出打工，不同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大，而与之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随父母到异地学习的孩子们的高考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政策来看，各个省份对高考户籍限制还甚严，这无疑又对高考的孩子们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

就袁仁贵表示，人们首先要转变对“异地高考”的认识，在大多数人眼中，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北京、清华等名牌大学对北京当地孩子的录取分数线为500左右，但是对于其他省份，如湖北省门槛就会提高到600分左右，所以一些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名牌大学，也纷纷的涌入北京这样的城市。袁仁贵说这是一种“高考移民”现象，而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此才所谓异地高考。对于高考进行改革，压力大，一是因为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同，教育部不能统一规划一个标准，二是很多父母钻“移民”的空子，这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问题的出现也不能任之处之，国家教育部表示今年将会出台新的高考政策。

中国社会对高考的认识就是，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所以十分重视。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对人才的初次选拔，为进一步培养人才进行的一次摸底。虽说现在的高考制度过于死板，但是也是一直在进行改革。这次两会，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的改革的提出，恰恰是回应了广大人民的呼吁。对于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来说，是一个进步。虽然教育部表示难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但是一个明确的大纲仍是可以出台的，给下面各省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样才能顺利让异地高考问题顺利解决。我认为，教育部可以有以下几个通行的规定，第一，对于户籍限制应有条件的取消，可以根据每个省份人口流动性的大小来决定取消限制户籍人数的多少；第二，对于外来人口，可根据当地居住时间给出一个年限，如两年以上可取消户籍限制；三，对于独生子女或者少数民族子女可特别考虑，根据具体情况有区别程度的取消户籍限制；第四，对于“高考移民”现象，我认为教育部可以规定，在取消户籍限制之前，可让其出示相关证明，如在本地的父母外出务工证明，外出务工时间及更换地证明，可在一定程度上确认是否是为高考而进行的迁移。等等政策，不一定要绝对取消户籍限制，但是也不能绝对限制，应在统一的领导下让各个省份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另外，对于随父母迁移学习的孩子，新到一个环境，老师的授课方式，学习环境的不同本身就让他们很累，如果再加上同一学校对各个省份不同的门槛限制而对他们区别对待，无形中又增加了他们的压力。在中国，因为高考产生的悲剧不在少数，所以我觉得教育部在这个方面也应当有所规定。各个大学设置门槛应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许只是一定程度上有小的差异。

此外，还有中国的应试考试的模式也应当有所调整。在高中，讲究文理分科，考试选择“3+1”模式，这样太过于死板。而且据调查，多数大学教师抱怨高中和大学课程衔接不上，不知该怎么教，这些都是文理分科遗留的问题。因为文理分科，到大学起步不一样，每个学生在不同课程上都存在落后现象。而且，高考太过于追求“模式化”“书面化”，学生不懂得变通，只会写，不会开口表达等。所以在高考考试的模式上，教育部更是应当有所调整，如让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除了书面考试，应增加“能力”考试等等，这些都是有助于推进中国的高考改革。

对于此次全国两会，在教育方面，对高考政策的改革的提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而对于高考改革，除了在户籍制度限制方面的改革，其他方面也不能忽视。将国家部门、社会团体、个人联系在一起，从各个方面进行突破，这样才能推动中国教育真正的进步！

从美国赴任驻华大使时，骆家辉坐的是经济舱，被舆论善意地指为“抠门”，而在4月2日，南方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和房产大鳄潘石屹的微博均证实，骆家辉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住不起会场的套房——索菲特五星酒店，而是住到了会场附近相对便宜的千舟湾度假酒店（四星酒店）。看来，骆家辉执意要把“抠门”进行到底。

作为美国的高官，骆家辉如此“过日子”，着实让国人羡慕嫉妒恨。可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羡慕嫉妒恨，我们更该有积极的行动。

骆家辉住不起博鳌亚洲论坛会场指定的五星级酒店并不是焦点，美国政府关于差旅费支付标准的令行禁止才是焦点。美国政府有这么一个差旅财务费用的标准，当索菲特酒店的价格超过了这个标准时，骆家辉就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敢“变通”或先消费后请示，美国的财务规定咋就有这么大的约束力呢？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美国的财务规定缜密详细——能想到的都规定，官员必须对号入座，没有消费的裁量权，更没有变通的余地；其二，按标准进行公务消费已经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对于大使住不起索菲特酒店这样的事情，不仅官员觉得很正常，民众也觉得很自然，没人认为是“抠门”；其三，对于胆敢逾矩超标进行公务消费的官员，法律、舆论、政治必将给予多重惩戒，法律要严肃问责，舆论要穷追猛打，议员们要兴师问罪，最后，官员不仅要自掏腰包支付超标费用，还很可能丢官去职，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鉴于超标公务消费的高风险、高成本，官员们，上至总统、部长、大使，下至一般公务员，鲜有人敢以身试法。

国内的“三公消费”广为诟病，而骆家辉一次又一次的“抠门”则为我们整肃“三公消费”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我们不是刻意地和美国进行比较从而贬低自己，但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我们在“三公消费”方面做得确实还不够好。比如，财务预决算的粗糙、财务公开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财务制度的漏洞、对超标消费惩戒的乏力、人大监督的不足以及整体遵守制度意识的薄弱，等等，而美国的一些经验则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应该积极学习这些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不管这种经验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有益于我国的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我们就要把它拿过来。

       政府监察部门本来就有查处公务人员工作期间饮酒的职能，只要通过完善制度，将这一职能更明确，同时给予监察部门履职以充分的保障，也就足矣。

       日前，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设立“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引发争议，据调查，宁陵县“禁酒办”其实是“商丘市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办公室”的一个分支。商丘官方回应说，“禁酒办”由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工作人员兼任，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

       为推动某一任务的完成，地方政府以办公室、委员会、领导小组等名义，大量设置临时机构，早已成了惯例。而看这些临时机构的招牌，堪称一个比一个雷人，如空饷办（清理吃“空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禁操办（禁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办公室）、马上办（马上就办办公室）等。

       在地方政府管理中，例如午间禁酒这样的问题，确实应该认真解决，但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室吗？政府部门职能的设置，其实已非常完善，什么人管什么事，对应得很清楚，用不着叠床架屋再乱设机构。各种“办”除了能竖块牌子，制造一下声势，显示官员的政绩之外，根本难以形成长效的治理机制。

      其实，就午间禁酒这件事来说，办法不止一途。例如，如果能对公务招待费从严管理和控制，政府部门又能靠什么大吃大喝？商丘市既然有决心禁酒，不妨将公务招待费明晰写入预算，由人大代表把关，同时强制公布各个部门招待费清单，接受公众监督。如此透明化的“禁酒”，显然可靠得多。

        再如，对公务员禁酒不妨“零容忍”，通过完善制度进行铁腕治理，如发现违规者，立刻处分，包括直接领导、主要领导，如发现有隐瞒包庇，相关领导撤职，同时相关人员的处理详情应公之于众。

       此外，还可以鼓励民众监督，设置举报电话，对于民众举报公务人员工作期间饮酒的，一经查实，就给予重奖。

       可见，政府监察部门本来就有查处公务人员工作期间饮酒的职能，只要通过完善制度，将这一职能更明确，同时给予监察部门履职以充分的保障，也就足矣。

      雷人“禁酒办”的横空出世，再次暴露政府临时机构之乱，不能再继续陷入膨胀——削减——膨胀的恶性循环了，惟有将政府机构编制法律化，将临时机构设置权上收人大，才能彻底终结以“办”治政乱象。

                                                                                           徐极品

又是一则令人心寒的消息。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每年的三公经费耗资近万亿，一个好大喜功的运动会就花掉几千亿，就是不让贫苦人病有所医呢？

看到这个新闻后，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另一则新闻：一群参加万人长跑的深圳公务员身上的运动服每套价钱上千，难道这些公务员都是自己掏腰包吗？

其实，像这种对比鲜明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这使我想到了诗圣杜甫的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盛世中，这种现象还能做出解释。但是我们是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除贫富差距，可是现如今这类事件频频发生，我们的政府作何解释呢？如果国家的那么多钱都用作招待公务员和一些假公济私之事，而不顾贫苦百姓的生死，那还谈什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不过一句空话吗？一直在宣传关注民生问题，可是生命都保不住了还侈谈什么民生呢？

笔者这么认为并不是想抒发所谓的愤青情怀，而是想让政府明白：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号和承诺，而是务实的行动；也不要再看到当有人正在为生存而垂死挣扎时，还有人正拿着公费在餐馆里山珍海味这类事件频频发生!

如何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需要各级政府和部门协力合作！我不侈谈什么建议，只是发表个人看法：首先国家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靠法律的约束力使得相关政策自上而下贯彻始终，真正收到实效；其次，赋予贫苦大众监督和检举的权利，与此同时还要有相关法律保证群众这些权利。

付翠霞

11月6日上午10点半，在鸟岛西部60公里处日本巡视船拦截了“浙岱渔04188”，并于下午3点左右逮捕了船长张天雄，扣留至长崎，船上的另外10名船员也被扣留。至少其中原因，还有待调查，中国政府已干涉其中。据日本媒体6日报道，日本自卫队计划将于10号起在九州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据称，日本自卫队这次在九州大分县举行的大规模军演将出动1500辆战车、30架战机参加演习。这次除了3次首次从北海道调集军队和战车外，还将首次征用民间的高速客轮参加。

                              李国栋

中国财政部否认福布斯“中国负债水平高”的说法

新闻概述：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世界各国负债水平的排名，中国位居第二位。财政部对此说法予以否认，认为中国负债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新闻评价：听到这则消息，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相信谁”。相信外国媒体？在信息部对称的中国社会，很多人会相信标榜“中立”“客观”的外国媒体。诚然，外国媒体的确有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做到这点。因此，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理性判断和人民的呼声。

中国社会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使人们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这既不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也不利于公民情绪的合理表达，推进中国信息的不断公开、透明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

    最后，还想说一下这条新闻牵涉到的负税水平的问题。我想人民才是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主体。就算中国的负税水平的确像财政部所说的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但为什么人们还会有负债过重的感觉？也许是因为税收存在结构性问题。